新编“左”传（五七年至七六年“左”倾错误简史）

新编“左”传（五七年至七六年“左”倾错误简史）

最近我把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有关五七年到七六年“左”倾错误的文字材料进行了压缩、改编与整理，只有个别段落摘自他处，文中已注明出处。本简史供博友们学习参考。

笔者只依据正史，不依据野史及道听途说之类内容，所有具体数字、时间、人名、地名、文献名称等都来自于正规的合法书刊，以保证史料的真实可靠权威性。当然也是相对而言，不能说是绝对真实可靠的。大家已知道张岂之主编的这本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属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相对而言，其史料是具有一定权威性与真实可靠性的。

本简史，是通过笔者进一步加工而成，不是张岂之主编教材的原文复制，所以难免有不妥之处，特此说明。

1956年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于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实际上奠定了全党整风的主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决定开展全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刊发《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整风指示发布后，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和文艺单位的党委，一方面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整风指示精神，一方面根据中央“开门整风”的精神，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或谈心会，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对各级党和政府以及机关学校工作的意见，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当时称为帮助党整风的热潮。

195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党内指示中明确肯定：“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5月中下旬之后，首都等地的主要高校学生开始加入整风鸣放，出现大字报、大辩论的大鸣大放高潮。在上述各种座谈会、鸣放会上出现了一些数量虽少但极富煸动性的错误言论以至带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派言论。

5月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明确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还在文中分析了社会上左、中、右派的情况，说“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注意加强“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的工作，并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予以反驳和批判”。这表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出现重要变化。此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其他一系列会议，研究和分析当前运动的形势，确定采取“放”的方针，准备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击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

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尖锐地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实际上是为反击右派的斗争作了动员。

6月8日，《人民日报》以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恐吓信一事，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发动。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说，“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几天之后，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就把右派的性质明确说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新的规划和部署。这是一次使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更加尖锐地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文章首次提出要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并不加分析地肯定了大字报、大辩论等发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形式。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全会重点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与具体部署问题。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论断。反右派斗争持续约一年之久，全国被划右派的人数达55万人之多。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右派被压下去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但此时由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导扬的“左”倾急躁情绪，不能不对毛泽东和党内相当一批干部产生严重影响。从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持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既是这种影响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的表现，又是他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准备。

1957 年下半年滋生出来的大跃进思想及其实践到1958年得到了全面升级与展开，主要特征是在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下，不顾客观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空前泛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全国城乡掀起的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和全国农村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高潮。这种“左”倾错误在1958年秋冬及1959年年中得到一定的纠正与抑制，收到初步成效。但由于纠“左”不力，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次纠“左”是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左”倾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进行触动，其成效极其有限。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后来统称为庐山会议。以7月23日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为转折，庐山会议实际上分成了主题和政治风向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月日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进一步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落实1959年的主要计划指标，以实现继续跃进。前期总体上体现了纠“左”的基本精神。但它同样未能触动到“左”的根本指导思想，1958年以来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在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西北参加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他多次发言和插话，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本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左”的错误抱有强烈期望。当他看到许多问题未能较好解决而会议行将结束之时，他十分忧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自己意见的信（此信，笔者曾看过，基本正确，切中问题要害）。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会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随后延长会期举行的会议中，集中讨论了彭德怀的信。最初的讨论是多数人基本赞成彭信意见，肯定彭德怀的意见有利于推动深入讨论，有积极作用，缺点是一些提法斟酌不够，容易引起误会。有少数人对彭信加以指责。在此期间，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央修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等先后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由于彭信一些提法尖锐，触及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实质，实际上超出了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限度，这就为毛泽东所不满；信中继续纠“左”的委婉要求，也与毛泽东认为“左”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估计和今后是要继续跃进的部署大相径庭。再加上张闻天等人为之辩护的发言，更加超出了纠“左”的范围，这就更为毛泽东所不容。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严厉批判。他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无非是把形势讲得一塌涂。他指责某些人在关键时刻就动摇，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泄气、悲观性、动摇性。他逐一批驳彭德怀信中的一些提法，说它是右的性质，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已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只差30公里。毛泽东甚至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我走”的严重程度。

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会议主题立即转向批彭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8月2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讲话中，强调当前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向党、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的事业发动猖狂进攻。这样，这次中央全会即在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下，组织对彭德怀等的围攻与批判，彭德怀等人已完全失去申辩的权利，只能被迫作违心的检讨。16日，全会在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后结束。彭德怀等被正式打成“反党集团”，并被认定“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全会决定将彭、黄、张、周“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

庐山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反右倾运动立即在全党全面展开。随着庐山会议精神传达范围的扩大，反右倾斗争很快由党政领导机关扩大到农村、工厂、学校和其他部门的基层单位。其结果，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处分。据后来甄别平反时统计，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见面礼365万人之多。

从庐山会议批彭开始的反右倾斗争，虽仅持续约半年时间，但它却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全局，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它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共产党内，把党内斗争视同阶级斗争，并大大地发展了从反右派斗争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毛泽东断定“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就为在党内错误地制造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它粗暴地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和干部，严重地破坏党的民主生活传统，堵塞了言路，导致党内“一言堂”、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良风气的恶性发展。它还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以来那些“左”的思潮重新抬头，进一步泛滥，这就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由于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进程，反而转向反右，使形势发生逆转，全党全民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氛围下，使全国又出现了“大跃进”狂潮，甚至到1960年中央还要继续“大跃进”。可说这场“大跃进”前后折腾中国历时三年，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撤销援助、撤走专家的影响，使我国从1959年起出现连续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首先，“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其次，造成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以及直接受农业影响的轻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第三，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最终表现，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特别严重的是粮食的极度短缺，给城乡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造成直接威胁，以致城乡居民和国家干部普遍营养不良，浮肿病人比比皆是，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饿死人的触目惊心的现象。

“由于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57年的10．8%0（千分之10．8，笔者注，由于千分之电脑输不出来，只好用不太规范的%0来表示，下同）上升到11．98%0和14．59%0 而1960年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0，大大超过了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中国统计年鉴》）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现代史》下册，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2001年7月第21次印刷，P190）

另见：

“建国后，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1949年为20%0 降到10．8%0，而1960年又高达25．43%0，其中农村达到28．58%0，全国有40个县竟高达100%0；从1950年到1959年我国人口大体上每年自然增长约1000万人，而1960年竟比上年净减1000万人，1961年又减少348万人，出现极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据有的统计，1958—1963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158万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最沉重的后果和最惨痛的代价。”（《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杨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003年4月第4次印刷，P135，这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极其严峻的形势，最后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当时推行的各方面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从1961年起，我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同时也在政治、文化领域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也是非常艰难的。其间又经历了一些“左”的干扰，如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对“黑暗风”、“单干风”的批判， 同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中全会对彭德怀的“翻案风”的批判，随后又提出对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于是批“翻案风”又加进对过去在陕北根据地工作过、曾支持和关心过小说《刘志丹》写作的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批判。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开展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使其对全国形势发展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其积极一面。毛泽东同志对“三风”的批判，同他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挂起钩来，并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全会公报中有一段毛泽东改写的表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公报断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还提出对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普遍化、绝对化，把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但需要慎重判断和妥善处理的阶级斗争问题，又一次严重地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这就大大地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标志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此后“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个草案称“前十条”，后个草案称“后十条”。“前十条”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后十条”不但继续了“前十条”的“左”倾指导思想，还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至此，社教运动由试点转向全国较大范围分批铺开。

社教运动全面铺开后，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当时中苏分歧日益尖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四清”、“五反”，看作是同国际“反修”斗争相呼应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毛泽东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时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甚至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从这种严重估计出发，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并修改“后十条”，作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的规定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从而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1964年秋冬至次年春全国有各级干部一百五六十万人参加工作队；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也抽调大批干部和师生参加“四清”工作团。庞大的工作团队进村，造成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开展猛烈的阶级斗争，给各种形式的过火斗争提供了适宜的条件。1964年9月中央推广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在“四清”中搞“扎根串连”的经验，此后又决定由工作团、队分别领导所在县、区、社各级党委及其相应的行政组织，从而使县以下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实际上靠边站了。1964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开展“夺权”斗争的指示，并推广天津郊区小站地区“四清”中进行“夺权”斗争的经验。此后，各地纷纷进行“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各级领导班子，原来的干部大部分被赶下台。这成为社教运动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重要根由。

此外，社教运动已经严重地“左”了，但中共中央在有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要求在地、县两级干部中反右倾，批判“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思想。这就使“左”的气氛越来越浓。

总之，“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1964年下半年的农村社教运动，严重混淆两类性质矛盾，打击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在此影响下，这一时期城市“五反”也出现不少乱批乱斗现象，并造成相当紧张的政治气氛。

随着社教运动的展开，毛泽东越来越过分估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在党内开展了政治批判。1964年2月批判邓子恢等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批判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和缓的一系列建议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

1964年1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随后又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紧接着，在中共中央制定“二十三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标志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迷误进一步升级。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等问题上发生争执，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反复提出“重点是整当权派”。毛泽东还批评社教工作队搞“扎根串连”是搞神秘主义，脱离群众；集中大批工作队员“打歼灭战”的搞法是搞“人海战术”。此外，他还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实际是批评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1965年初，会议改由毛泽东主持，继续举行，对已经形成的会议“纪要”作了重大修改，由十七条扩充至二十三条，正式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月14日正式通过，会议才告结束。

“二十三条”的颁布和贯彻，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左”的偏差，特别是解脱了一大批干部，使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二十三条”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它正式地、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认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但指向了党内各级干部，甚至指向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这实际上就把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迷误，发展到了人为地、任意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地步，并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作了准备。

根据“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社教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城市的社教也由“五反”改为“四清”。到1966年上半年，在农村开展“四清”的重点地区超过1/3；在城市，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国营工交系统仅在该系统约3．9%职工的范围内进行了“四清”，其他财贸、文教部门也只在少数单位进行了试点。

在城乡社教运动的同时，文化思想领域也开展了一场错误的、日益加剧的批判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不久，毛泽东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多次批评戏剧演出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1963年3月，文化部提出《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此前，江青指责新改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此后，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李慧娘》及有关评论的文章，在文艺界首先掀起过火的政治性批判。

随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日益严重，毛泽东对文艺界状况愈益不满。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国内“反修防修”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11月，他批评《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批评文艺方面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部应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所载材料上作出批示，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他还尖锐地提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文艺处所写《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更为尖锐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确良团体”。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夸大了我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不符合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文艺界震动很大。1964年文艺部门两次整风，特别是从1964年7月开始的第二次整风，持续到次年4月，其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文化部和各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主持文化部工作的副部长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和剧协主席兼党组书记田汉、全国文联党组书记阳翰笙、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等，并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整个文艺工作的方向和路线，直到改组了文化部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一大批电影、戏剧、小说作品及其演创者也受到了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谢瑶环》、《李慧娘》等戏曲，《三家巷》、《苦难斗》等小说被打成“大毒草”。1964年8月，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出批示，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被批判的面不断扩大，报刊上公开批判的影片多达十几部，还批判了一些文艺理论观点，如邵荃麟针对文艺创作中主题狭窄，被批判为“中间人物论”，邵本人被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的帽子。

这场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批判，完全颠倒了是非。受批判的绝大多数作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成果。少数作品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上有缺点，本应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提高；文艺工作在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上的某些缺点、文艺界确实存在的某些不健康倾向，也应当而且可以通过加强领导、开展正常批评、改进工作加以解决。但当时却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般工作上的缺点看作是文艺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又混淆政治问题与文艺问题的界线，把一些不合某种政治框子的作品，包括一些优秀作品，统统划入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一类圈子里，其作者或演出者也戴上相应的政治帽子而受到打击迫害。这表明，这场批判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在文艺界的预演。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不久即由文艺领域扩展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经济学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强调大力抓企业利润并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主张，被康生、陈伯达指责为是鼓吹“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受到批判，其所长职务也被撤销。在哲学界，从1964年夏季起，康生直接组织了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和围攻。杨献珍讲“合二而一”，被说成是鼓吹“阶级调和”，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理论武器”，甚至上纲为是对抗社教运动、“同党大唱对台戏”的反党事件。杨献珍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等到职务。在哲学界还对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家冯定所写《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两书进行无端批判。在历史学界，则对北京大学教授剪伯赞、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国史研究的罗尔纲教授等人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不但直接打击了我国文化和学术领域里一批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或领导骨干，而且影响所及，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极大的消极影响。

对文化思想领域日益扩展的错误批判，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不少国家领导人曾表示忧虑并作出给批判降温的努力。1965年上半年，在贯彻“二十三条”一度出现纠正社教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的背景下，邓小平在3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的情况，批评了学校社教中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和党政负责人，全盘否定学校工作的错误偏向。邓小平还针对文化思想领域过火的错误的批判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一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还提出要赶快刹车。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局部范围传达后，对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起了一定作用。同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学术批判应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指出：“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但在当时“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大形势下，这些降温努力毕竟不能持久，作用也很有限。不久，意识形态领域爆发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新的政治性批判，其声势和规模，更是达到空前的地步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教运动，政治上“左”倾思潮迅速膨胀的同时，经济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工作仍在继续，并在1965年取得调整国民经济的全面胜利。

1966年，正当我国经济克服严重经济困难、胜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防大学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实际上它既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它根本不能称革命，而只是破坏共和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索。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这两次会议先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改组，使长期以来的“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四人帮”的覆灭，也是他们长期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的结果。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得以结束，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从略，因为这段历史一般中年人都知道）

（2009-2-14/1；29；16：04又补充部分内容。全部整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