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7年至1978年评价

关于1957年至1978年评价

我在《新编“左”传》中主要列举了1957年至1976年“左”的错误，没有提到这二十年的正确的东西，不是忽视，而是文章主题决定的。那么，如何评价这二十年历史呢？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吧。当然邓小平也评价了1976年至1978年这两年历史。在引用邓小平评价文字后也进行一些点评。

原文：

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15）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同上P116）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119〕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120〕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12〕，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121〕，人民公社六十条〔122〕。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123〕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124〕，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125〕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126〕，江青〔44〕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77〕，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1981年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94-295）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九八○年四月――五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13）

点评：

1957年到1978年二十二年，尤其是1957年至1976年二十年，中国历史显现两条线， 一条是正确的线，一条是错误或失误的线，这两条线时而平行，时而交织在一起，但最终以一条线占据支配地位，这就是错误或失误的线最终压倒了另一条线——正确的线。

至于谁持着这些线呢？持着这些线的并不固定，有时一个人持着一条线，有时又持着另一条线，有时又同时持着两条线，当然我这是比喻。明确具体地说，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综合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推行了既有正确也含有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时而正确居支配地位，时而错误居支配地位，时而正确错误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也自相矛盾前后发生矛盾的。

如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一年后毛泽东的分析与判断是绝然不同的。党的八大认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在仅隔一年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上，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论断。

还有，毛泽东在1956年4月写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但在后来的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十年文革中却又非常严重地违背了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困难与危害，甚至造成数千万非正常人口死亡惨剧。

又如，1957年2月毛泽东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要正确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及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能采取不同性质的方法。但在这一篇文章发表不久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却严重混淆了这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大量悲剧。尤其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极其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我们党和国家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再如，在商品生产这个问题上，也出现前后绝然不同的思想与观点。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提出了很有见地看法。他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发展；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还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的阶段。他主张，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久，毛泽东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他在195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上面这些思想多么难能可贵，但在后来却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如，在1964年2月，毛泽东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中，把中共党内邓子恢等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一点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推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断定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在1963年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中，既取得重要成绩，由于在“左”倾思潮下，对城乡集市贸易卡得越来越紧，甚至采取排挤和取消的方针，使得在调整中刚刚恢复的多种流通渠道再度受阻，严重阻碍了城乡农副工贸的恢复与发展。文革期间，更是主张揪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1975年宪法明文规定，取消农业个体经济，对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经济和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予以极大限制等等。毛泽东在四届人大（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前，曾数次谈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同时，他还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探讨“列宁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1975年3月1日和4月1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提出要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总之，这二十年，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但错误的东西最终压倒了正确的东西，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他的错误的思想最终压倒了他的正确思想并居于支配地位，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大成者和最集中最系统最完备体现，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在二十年中出现的错误中，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责任，但毛泽东同志作为第一把手，应负主要责任，有些还应负直接责任。

至于文革结束后的两年，邓小平的评价也是很客观的。在此不必多说了。（2009-2-1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