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与右（二）

关于“左”与右（二）

左的一个本义就是指“进步的；革命的：左派/左翼作家。”（P751）右的一个本义就是指“保守的；反动的：右派/右倾。”（P681）关于左右的引申义我在《关于“左”与右（一）》一文中已引用一些资料进行说明了，在此不再补充了。

本来左与右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什么是非对错革命与反革命等之分，但一旦引入政治生活领域，则存在是非对错革命与反革命等之分了，社会是复杂的，有时也很残酷，甚至还会有牺牲。所以别看左与右之别，但一旦与政治挂起钩来，则不是好玩的。自法国大革命创造政治术语左与右名词以来，中外在这两个字上面上演了无数悲喜剧，外国的不说，就说咱们中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可说主要是左右斗争史。

纵观中国现代左右斗争史，左的影响远比右的影响大。为了习惯起见，还是用一个引号来限制左，即“左”，就是指“左”倾，这个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思想进步的；倾向革命的。”二是指“分不清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的（左字常带引号作‘左’）。”

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倾后面常带有“机会主义”一词，如中共历史上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当然“左”倾机会主义是个通称，每个犯有此错误的人其具体特征有所不同，下面主要分析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的错误的持续时间、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另外，也指出个别右的错误。

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带有“盲动色彩”，并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带有“盲动”与“冒险”色彩，但“冒险”成分多些，所以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则主要带有“教条主义”色彩，被称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然也有冒险特征。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三次著名的“左”倾错误。

中共党史上的三次“左”的错误持续时间与危害如下：

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到1928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为止不到半年时间，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此时的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为标志到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为止约三个月时间，这次“左”倾错误 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具体数据：在白区：由于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许多大城市党和群众遭到极大摧残。两个多月中，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前面提到）被敌人破坏，有几个被全部破坏。……。由于大搞总同盟政治罢工和城市武装暴动，混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界限，致使大量革命力量暴露，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七万六千多（一万八千多被杀害，五万八千多被捕）。天津五百多党员，只剩下二、三十人，几个区委无均遭破坏。上海党员由二千多人减少到六百人，赤色职工会会员也由二千多人下降到七百多人。

在苏区：当时红军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全国正规红军不过十万人，不仅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且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红军既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打阵地战的经验，失去在根据地作战的有利条件。因此，除了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外，其他各路红军均遭受损失。在红二军团南下长沙与进攻武汉中，遭到严重损失，部队由三万人减为一万人，洪湖根据地也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把部队缩编为红三军，退往鄂西北山区。红四军团也受到很大的损失。红十军进攻九江，全军二万人只剩下三千多人，最后也不得不退回赣东北根据地。红七军按中央命令北上攻打柳州、桂林，以阻两广军阀向北增援，结果部队由六千人减为二千余人。后部队转七千余里，于1931年秋到中央苏区，与一方面军会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留守在右江根据地的部队，也因兵力薄弱，根据地被敌军占领。红三军团攻克打长沙，部队也损失二千多人。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为开端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为止，约四年时间，这次“左”倾错误时间长、危害大，损失惨重，是党成立以来少有的。总的来看，全国红军主力都先后退出了根据地进行长征，使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全国红军由最高时的三十万人减到长征结束时不足三万人，党员由三十万人下降到四万人，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最突出的右倾错误主要以陈独秀为代表，因为他是党的总书记，他的右倾错误，固然也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但他本人的思想认识应算主要原因。他的右倾思想主要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开始逐渐表现出来并逐渐形成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其危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至于抗战时期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由于那时的王明已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固其危害受到极大限制，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造成多少危害。

当然上面只是指出了民主革命时期最为典型的“左”右错误，从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出“左”比右的危害大得多，时间长得多，次数也多些，最为关键的就是“左”都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由于篇幅有限，不太可能一一列举他们的革命色彩极浓的错误观点），正是如此，才迷惑了一大批人，才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等人们一旦清醒过来时，却为时已晚，因为重大损失已造成了，难以挽回，这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所带的悲剧与危害。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时所提到的主要是防“左”的警告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的防“左”结论决不是随便就可讲出来的，决不是情绪化的语言，这可是多少血的教训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结论。

当然民主革命时期的“左”的错误基本上还是情有可原的，这些错误基本上都是由于信仰原因或认识原因造成的，基本上没有多少动机不纯的因素。与后来的尤其是当今“左”倾错误发生的动机不可同日而语。（待续）（2009-3-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