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与右（四）

关于“左”与右（四）

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左”反得最成功的应算毛泽东同志。从我所涉及到的权威资料中，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没有“左”的思想，最多是在党的初建时期、国民革命时期及大革命（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失败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转向农村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和其他大多数早期中共领导人一样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影响，曾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模式（城市中心论），走了一段弯路，除此外，毛泽东同志可说是没有犯教条主义、“左”的错误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毛泽东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期，如在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难道就没有执行过“左”的错误？

下面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先说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同志是如何执行“左”的政策的。不错，作为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党的组织原则，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但毛泽东同志却很灵活，他在执行立三路线过程中能善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纠正上级一些政策或指令，以把由于不合实际的上级政策或指令可能会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最低。事实也是如此。因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没有像其他一些部队那样受到严重损失。如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虽是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虽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也必须服从组织原则），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没有拿下来，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还说服了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了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再来看毛泽东同志在王明四年“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表现。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一方面提拔了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份地打击了犯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这次会议上，按照米夫（共产国际代表，前苏联人，1901-1938年）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增补王明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等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团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才结束。王明虽不在国内，却远在苏联遥控着国内的中共中央，博古成为他的代理人。在我所见材料中，王明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国。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

还是来谈毛泽东同志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处境吧。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为根据地制订的各项正确政策。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组织原则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派出钦差大臣，打着“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夺取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们在根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毛泽东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赣南会议）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游击主义”等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党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即宁都会议）。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在二、三月间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并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历次反“围剿”斗争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等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未成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去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的四年中，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了。对于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也是横加打击。他们在闽西大反所谓“罗明路线”。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左”倾盲动主义者把罗明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组织上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把他粉碎”，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还在中央苏区开展所谓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当时，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可是他们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诬蔑为“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而加以残酷斗争和严重打击。总之，他们对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人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他们这样做，完全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堵塞了新鲜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危机。

在军事上：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攻击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大反所谓游击主义，极力推行他们的所谓“新原则、正规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在建军问题上，毛泽东等始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强调红军的三大任务和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要取消军队中的党委制，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强调所谓正规化，忽视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原则，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毛泽东等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强敌进攻时，我军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然后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方针，在战役、战斗上以优势兵力，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打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六路分兵”，“两个拳头打人”，反对“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否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原则完全违反了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在战略转变时，不是采取有计划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仓促逃跑，使红军经常陷于被动，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直到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并在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新领导，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使革命的胜利得到了重要保证。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之前，中国革命曾遭受“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统治，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即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后，中国革命的确从胜利走向胜利，使长征顺利完成，西安事迹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成功合作，成功进行了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并取得了彻底胜利，在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又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推倒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逐渐摆脱“左”右倾尤其是“左”倾路线干扰和破坏的前提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和中国人民欲血奋斗条件下才最终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这是必须予以承认的。也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伟大的历史功绩。

纵观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头脑绝大部分时期是清醒的，曾一度实践过十月革命模式，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模式，而率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模式的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时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理论著述最丰富，最系统，也最正确，以毛泽东名字来命名毛泽东思想是众望所归，历史必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个人创造的，也吸收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智慧，还吸收了其他广大中共党员干部的智慧，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毛泽东思想也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前人的优秀精华，如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等。但要注意，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被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是错误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也就是不包括错误的东西。建国后所犯的错误也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里面的，那怕是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也不包括在里面，这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不是独立的体系，她从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涵义及历史地位等问题今后有时间再进一步论述。

另外，必须强调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左”倾错误的长期排挤者、受害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左”倾错误长期斗争中才逐渐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与后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相似之处。（待续）（文中有关史料出自权威党史书籍，文中未注明出处，特此说明）（2009-3-28/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