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与右（五）

关于“左”与右（五）

近来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富田事变”的有关博文，引起我翻看了一些有关史料书籍，对这一事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结合对当时整个历史背景来考量，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这一事变。

“富田事变”对于一个没有多少历史尤其是党史知识或缺乏这些知识的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即使偶尔看到这方面内容，也可能难以正确理解。但作为一个比较系统学习过历史和党史的人来说，则应该正确看待这一事变。如何正确看待这一事变呢？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不对之处，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说实话，富田事变以前还真的了解不多，甚至还谈不上了解，主要原因，是这一事变在历史书籍中基本上涉及不多，在很多党史书籍中基本上没有提到，今天，我还特地翻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本中共党史教材《中国革命史讲义》，这本教材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原中共党史系创建人，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主编的，这本教材写作于1953和1954年。以后多次再版与修订，我现在看到的是1979年9月版的，这个版本是没有提到“富田事变”的。曾作为高校通用思想政治课教材之一的《中国革命史》更是没有提到，就是三次“左”倾错误也只提到王明那一次，当然由于篇幅有限，教学要求也有限制，没有提到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人大党史系教学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5第30-31页中提到，但是作为反革命事件来提的，见下面：

“立三路线的执行，不能在组织上来巩固革命的果实，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反而使阶级异己分子能够混进革命组织和党组织里来。苏区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得到利用立三路线的错误来组织反革命的政党——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茨基派等等——的一个机会。这些反革命子分（原文如此，作者注），并且有时候是盘占据了政权及党的某些领导机关。这样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与暴动。这些反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政变已成为一切苏区的现象。

富田事变，就是这种反革命事件最明显的表示。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阶级路线开始执行，政权开始改造，阶级工会与贫农团开始建立，党内异己分子开始铲（原文为“产”的繁体，此“铲”字为笔者所纠正）除出去，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开始发扬，反革命派别受到严重的打击，苏维埃运动组织上得到初步的成功。”（摘自《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3月， 原载《六大以来》上）

在196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我还没有找到，在1991年6月第2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也没有找到，1977年4月第1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更不会有，当然也没有找。

在2002年9月第1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总算提到这一事变。从文字表述来看是否定当年对这一事变的错误定性的，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冤案，“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但从一些网上相关文章来看，中央还没有真正下文纠正这一冤案。不知会等到何时才会正式下文为这一事变平反。在这本权威党史书中，对这一事变进行了一些简单介绍，我也根据这些介绍，翻看了一些文件文件和一些权威党史方面的书籍，有些可找到出处，有些一时难以找到。这本书有一个地方提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根据这条线索，我翻看了当年的文件资料，但没有找到明确的指示，只是从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合会议决议案《富农问题》（《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426页）看到这一段文字：

“为了争取广大的贫农雇农群众坚决的进攻富农，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保障农村中土地革命的胜利，首先就要肃清党内的富农成分，特别是农村中的党，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过去一直到现在北方党的组织，尤其是指导机关里面，不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富农分子，这是因为各地农村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上级机关派去农村工作的人，农村中首先出来接洽的多数是富农、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引进来的，当然又是他们气味相投的同类。到了农村斗争发展的时候，这班富农、小地主党员多数成了支部以上各级指导机关的干部，各地斗争发展之迟缓和不深入都是这班人在那里作怪。高级指导机关之指示被他们阻隔着，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一直等待群众斗争发展到冲破他们机会主义领导，高级机关的反富农策略对着他们压迫，这样高级机关的反富农策略才与群众斗争合拍起来，肃清党的各指导机关的富农路线，这种过程，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经过的。”

“很显然，富农（特别是领导机关中）若不清洗出去，群众斗争是不能起来的。无条件的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是争取群众是保护农村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怎样洗刷富农？从多种斗争过程中去观察那些表现富农路线的，就马上给他洗刷出去。”

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文件中强调了改组派与取消派和富农的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与危险性，指出要“积极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这一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再往前追索：

1930年3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告前委的成立》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地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347页）

之前还有：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 第345页）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281页）

“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311页）

在1929年11月15日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百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纪律！”（《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315-316页）

从上面史料来看，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确号召全党反对并清除托陈取消派和富农路线。但还没有找到有关清除AB团的文件。

贾章旺所著《毛泽东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331至332页）提到过。

再来看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的变迁。

1927年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

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于宁冈砻市，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在这期间，还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

1928年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

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22日，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红四军并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

1930年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1930年6月11日至1930年9月24日至28日，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六届三中全会是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的。向忠发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次会议，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立三等“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王明1929年4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地支持下，王明等人逐渐得势。终于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控制了中共中央领导权。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开始统治中共中央。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为止。

1931年1月，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12月12日发生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的苏区中央局对这一事变的处理是正确的。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

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斗争，所以仍有像李文林等这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的确良情况发生。

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举行，大会选举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11月27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11月25日，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为总经理部部长。

从上面毛泽东的职务与地位和前面曾提到的这段话即“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摘自《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3月， 原载《六大以来》上）来看，毛泽东是处理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即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所以毛泽东对这一事变的错误处理的确应付主要责任。但据《毛泽东传》一书所提到的，后来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对兵变的军事行动，放富田镇的叛军撤离，结束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争取受蒙蔽的大多数人回到革命阵营。毛泽东采取的这一行动，使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迅速平息，兵变部队被瓦解，许多红军官兵返回革命队伍，表示戴罪立功。红军重新恢复了团结，士气又高涨起来。（P332）

但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则与毛泽东无关，那是王明“左”教条主义者直接领导下所犯的错误。当然最初起因或导火线是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开始的，但这个导火线却被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利用了并极大地扩大化了。毛泽东只能对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负责，不能对其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负责，这是决不能混淆的。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失误在当时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当时敌我矛盾和战争环境异常复杂，国民党第一军事围剿迫在眉婕，当时整个党还不太成熟，没有肃反斗争经验，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等素质还不太高，在肃反过程中很难避免扩大化错误。富田事变其实是党内无原则的斗争引起的，不涉及到“左”右倾错误。但当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插手后，则变成原则问题上的斗争了。以后肃反极其严重扩大化则明显是“左”倾错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带有“左”倾错误的肃反扩大化与当初的毛泽东主持下的富田肃反扩大化是有质的不同的。这种不同，就是后者（毛泽东主持下的富田肃反扩大化）不带有“左”的色彩。而前者带有“左”的色彩。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对富田事变的错误处理，的确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次失误，还有延安时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失误。由于富田事变处理失误的教训，才使延安那次抢救运动失误得以及时纠正未造成极其严重后果。除此两次明显失误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功劳远远大于他这一时期的失误或错误。（2009-3-30 0：48初稿）